思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在任何时代，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你永远不可能靠思维战胜对手，哪怕是近期红的发紫的“互联网思维”也不行。打动人心更是一件比演算数学题难上百倍的事，打动一次可以，想总能打动人心，除非你是心脏起搏器。

　　但我依然笃信，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如果说过去所学真的有用，那是因为思考创意和思考数学很像，熬夜是不够的，还要拼命保证熬夜的时候头脑也极度清醒；灵感是不够的，灵感突突蹦出的时候还要拼命保证一根准确的逻辑线；拼脑力是不够的，走到最后都拼的是体力和决心。

　　无论是做广告，还是做电影，90%以上都是几乎让人难堪的工匠活儿。如果当初选择的是一份体制内的安稳工作或者金光闪闪的金融职务，会不会更好？

　　我不是没有质疑过自己，但意志力无非就是两件事：别回头，别低头。

　　人在关口上往往是不计对错的骄傲姿态在起着作用，支撑着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我常开玩笑说“艺术最终属于放弃治疗的人”，的确，习惯了数学的线性思维，用于今日的创意挖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破”和“立”的过程。就像里克尔说过的一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或者做到极致，或者彻底不干，没有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五）

　　好的作品是一件值得用一生追求的功课。

　　很多压力倍至如临大敌的时刻，我时常想起数院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想念有很多蚊子和浓浓花露水味却永远一座难求的本科生阅览室，想念凌晨两点从理科一号楼梦游般晃悠回宿舍的一路月光，想念为了一道题的理解不同而和室友争执辩论两不想让的面红耳赤，而尤其想念那些埋头于厚厚的书本砖头，感觉自己仿佛正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头脑对话的孤独漫长的夜晚。

　　那一个个夜晚构建起我少有的理性：认清自己的价值，不在于你发光发热的时候对自己的评估，而恰恰在于你迷茫无措时候，对自己的清醒判断和坚持。

　　我的一个朋友说，人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你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停止呼吸的时候。

　　我认识的大部分北大同学，无论嘴上如何言说，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希望永远没有如上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的欲望。

　　今年五月份参加初入燕园时的党培班聚会，30个同学里，我是全班唯一一个本科毕业就工作的。这个事实常让我用来自省，如果我今天还没有走出校门，我会一到晚上下班脱掉高跟的时候就开始想做什么饭看什么剧怎么添置食材和呵护花花草草吗？大概不会。

　　我今天虽然步入了职场，虽然工作大抵顺利，与同事相处和睦，没耽误升职加薪，但我还是一只小海绵，还没到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安稳日子的状态，也依然没到走出全情投入求学问道阶段的年纪。学生时代的那股“劲儿”，不能遗忘也不能失去。得继续头顶小太阳，不忘初心，即使没有始终。

　　（六）

　　拍出电影《终结者》、《泰坦尼克》和《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是好莱坞公认的魔鬼，也是一个对世界孜孜不倦的好奇者。1977年电影《星球大战》上映之后，卡梅隆说，看完后的感觉，像是被人在屁股后面踢了一脚。他在路边呕吐，那是兴奋，也是恐惧。他说，再不动手的话，神奇的想象都被别人拍完了。

　　我在遇到出色的同辈人时，也常有这种“头顶炸响惊雷”的感觉。我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学识和积淀，如果努力也是普通的，勇气也是普通的，又拿什么去指望一个不普通的自己？

　　概括地说，毕业这一年，我进了一家4A广告公司，经历过4次比稿，做过4次提案主讲人，搬过3次家，升了1次职，被竞争对手公司挖了1次但又决定留下；毕业这一年，我写了无数剧本，大大小小，有的做枪手，有的留了名，写的第一篇长篇电影剧本获了广电总局的剧本扶持奖项；毕业这一年，我哭过好多次，7成是因为孤独，2成是因为压力，1成是因为想家。()但感觉最幸福的一次哭泣，是我在写了一整天一个关于上世纪两姐妹如浮萍般命运的剧本后，跑到阳台大哭了一场。那是我第一次被自己的创作打动，感觉真好。

　　电视人陈虻说，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不要堕落。

　　不要堕落，我常常用来和自己说。堕落不是说人生开始走下坡路，而是不要仅仅满足于眼前自给自足的日子，我们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

　　一个和我去年一起毕业进入广告公司，后来很快离职去了一家电影公司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创造力与纯真有关，所以要抵御某些无意义的成熟。

　　我喜欢的人身上大都有一股劲儿，对生命、对如何存在满腔热血，眼中有路，心中有光，闯闯荡荡，不知疲惫，一直错到对。

　　我好想和他们一起，不为彼岸只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