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文/同人于野

　　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真诚的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人会有好报，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不仅如此，现在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高效能人士的一个习惯

　　我最近看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一到思考题》，其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设你发现自己的上司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做。

　　作者曹莉莉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贪污这个动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详装不知，因为你就算想举报都没证据。

　　而如果你是秘书或者助理这种核心人员，首先你千万别跟着一起贪，否则将来东窗事发你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人；其次你也别立即举报，否则别的领导就不敢再用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私下劝阻领导，让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辞职。”

　　这个答案既对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曹莉莉说的是如果你想继续当个普通人，你应该这么这么办。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当个普通人，想要当领导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贪污腐败的上司。第一，他们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远接触不到核心证据。第二，他们当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来想贪污听他们劝几句就悬崖勒马的程度。第三，他们既然今天还在干，显然当初就没有辞职！

　　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些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选择明明手里有证据也不举报，甚至可能跟着一起贪。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有多少正义之士一看社会是这么个局面，索性懒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租古龙小说看。有一次在一本《圆月弯刀》中看到一句话，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热血，被重重地画了下划线：“他一定要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呢？

　　像这样的问题读古龙没用……得读一本更畅销的书—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柯维说你得有一种使命感，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愿景和方向。这种愿景不是什么成功了之后去找个岛退休之类，而是个人的最终期许和价值观这种比较高级的东西，比如改变世界—或者说，将来盖棺论定时你希望获得什么评价。你应该根据这个使命感给自己设定一套宪法般的原则，时刻谨记在心，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这个愿景。

　　以金钱为重心、以享乐为重心、以名利为重心，或者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这些都不如以“原则”为重心。

　　柯维举了个例子。比如你约好了晚上跟老婆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或者说义务—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

　　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贪污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我们之前那些算计完全不同：他也许会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着想，而不会纯粹研究怎么办才对自己有利。

　　如此说来，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蝇营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正大，充满道德责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问题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如果不带点科研证据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说按照高效能人士的这个习惯，从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头地呢？

　　没有。

　　谁更自私？

　　“儒商”冯仑曾经去香港跟李嘉诚吃了一顿饭，被对方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倾倒，回来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冯仑说李嘉诚居然在电梯口等着迎接众人，吃饭、照相都用抽签排序，这样“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连中间演讲的题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充分体现了他“钱以外的软实力”。

　　这故事并不令人震惊。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听故事不行，还得看研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心理学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头两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旧金山湾区的一条过马路人行道边和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过往的数百辆车。在这两个没有红绿灯只有交通标志的地方，加州法律规定车必须让行人，十字路口上后到的车必须让先到的车。那么哪些车会老老实实停下来礼让，哪些车会能抢就抢呢？研究者把车按豪华程度分为五等，结果是最低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规则的，而最高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规则的。排除驾车者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结论仍然非常明显：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第三项研究招募了一百多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试者，先调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给他们讲述了八种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现，然后问他们，你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八件事并非专门针对富人设计，在我看来穷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馆打工偷吃东西、把学校的打印纸拿回家、买咖啡被多找了钱不还等等。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几项研究发现，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仅仅被研究者进行心理影响而“觉得自己属于上层社会”，受试者都变得更容易偷东西。